2月1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左）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出席发布会

文/陈航辉 张泽正

编辑/黄红华

　　近年来，美军高层频频向硅谷伸出橄榄枝。2024年8月，美国陆军军医署长马利·伊萨格尼中将率团考察硅谷，参观了谷歌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心，寻求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保健和医疗服务；当年10月21日，美国国防部首席人才管理官帕米特向媒体透露，国防部正在考虑向地方高端科技人才开设特殊服役项目，动员硅谷科技公司技术主管加入预备役，使军方更好地利用地方科技人才。

　　今年3月初，据国防创新实验小组（简称 DIU）宣布，美国军方的印太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将率先通过“雷神锻造”计划，获得由Scale AI公司及其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DIU是一个总部位于硅谷的机构，在印太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都派驻了人员，以协助解决这些作战司令部面临的技术相关难题。

再度“联姻”硅谷

　　美军的这一波“硅谷热”早在10年前就拉开了帷幕。2014年12月，美国国防部当时分管系统工程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威尔比造访硅谷，一次性参观了12家高科技公司，广泛了解硅谷科技创新现状，征询科技公司对服务国防的想法。

　　威尔比访问硅谷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美国防部寻求恢复与硅谷的密切合作。4个月后，时任美国防部长卡特亲自探访硅谷，在斯坦福大学发表题为《为五角大楼重新“布线”》的演讲，宣布五角大楼将花费数十亿美元研发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鼓励硅谷高科技公司积极参与竞标。

　　事实证明卡特造访硅谷并非政治秀，而是真心“取经”。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卡特4次造访硅谷，频次之高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卡特带动下，美国防部和军种高官纷纷赴硅谷考察学习，推动军方与硅谷互动走向机制化常态化。

　　拜登政府时期，由国防部长奥斯汀领导的美国军方同样重视发展与硅谷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希克斯先后在2022年4月、2023年12月两次造访硅谷，走访高科技公司，寻求扩大合作机会。特别是在2023年12月的考察中，希克斯宣称五角大楼与硅谷的“联系”是美国赢得军事竞争的关键，动员硅谷高科技公司支持军方和竞争对手展开军事竞争。

　　在长期对外战争中，美军形成了浓厚的技术战思维。它集中体现在武器装备较对手领先一代以上，作战能力拥有代差优势。在越南战争后几场大规模对外战争中，美军相较于对手均拥有技术代差优势，这不仅给美军带来巨大的作战优势，而且大大减少了美军伤亡，高度契合美军官兵心理和国内政治需要。

这是2022年2月14日，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停泊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附近（资料照片）

　　至海湾战争后，拥有技术代差优势成为美军建军备战的基本原则。美国军事思想家詹姆斯·邓尼根曾指出：“海湾战争显示了技术上占优势武器的长处。因此，许多美军界高层人士认为，其他任何优势（包括美军在训练方面的优势）均可丢掉，唯独技术优势不能丢。”

　　2012年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逐渐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向应对大国竞争转变。美军高层认为，21世纪以来美军深陷全球反恐战争，对于瞄准打赢“明天的战争”的军事高科技投入不足，美军技术优势不断缩小。

一度冷落硅谷

　　这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向硅谷寻求帮助。冷战期间，为赢得对苏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军方与硅谷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最早入驻硅谷的瓦里安公司，其初期核心业务就是为军方制造雷达零部件；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其生产的芯片相当一部分出售给军方。

　　冷战时期，硅谷一度承接了美国海军全部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大部分侦察卫星的制造业务，其生产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是美军高技术武器装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里根政府时期，硅谷公司每年从军方获得多达50亿美元的防务合同，硅谷最大的防务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导弹和航天公司的员工数量多达2万人。

　　不夸张地讲，没有硅谷就没有美军的精确打击革命，也就不会有冷战后美军的军事技术霸权。

　　冷战结束后，三个趋势性变化导致美军与硅谷短暂分道扬镳。首先，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急速扩张的商业市场令防务市场相形见绌，加上防务合同限制因素多，与军方合作对硅谷科技公司来说日益失去吸引力。

　　其次，航母、隐形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艾布拉姆斯坦克主战装备在海湾战争中大展拳脚，促使美军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追求大型尖端武器平台，这些武器平台只有大型防务承包商能够研制，导致硅谷高科技公司逐渐被边缘化。

　　最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面临苏联这样的竞争对手，但其对外政策却变得日益“军事化”“帝国化”。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对外动武持续不断。这与硅谷一直以来的反战文化格格不入，价值观念的冲突促使硅谷与军方渐行渐远。在上述因素叠加作用下，至2006年硅谷许多传统防务承包商完全撤出了军用市场。

把硅谷打造成“国防谷”

　　这一次，拥有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这样的世界顶级军火公司支持的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寻求与硅谷合作呢？主要还在于硅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硅谷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活力，能够帮助美军快速创新。美军认为，在人才、信息、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创新主体已经从军方变成私营企业，试图通过技术封锁竞争对手已经不切实际。

　　得益于一流的教育资源、庞大的科技人才群体和完备的创新生态系统，硅谷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汇聚了大量雄心勃勃的初创公司，培育了苹果、谷歌、英特尔等众多全球顶尖科技企业，拥有全美13%的专利。美国军方意图利用硅谷的创新活力为传统国防创新生态系统“输血”，通过引入新力量增强国防创新生态的竞争性，从而加快国防科技创新速度。从更大的视角看，美国防部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硅谷连通美国国家科技创新这一“大生态系统”，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硅谷是美国乃至全球投资资本汇集地。科技创新是一个烧钱的行当，雄厚的资金支持是穿越创新“死亡之谷”的基本条件。硅谷汇集了全美1/5以上的风险投资以及大量天使投资，它们不仅规模远大于军方科研投入，而且风险承受度更强、灵活性更大。美军方希望通过硅谷撬动庞大的民间风险投资及其他各类投资，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强大和持久动力。

　　硅谷处于当前智能技术革命的最前沿，能够帮助美军加快智能化转型升级。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战争演进，谁占据智能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现代战场的主导权。硅谷拥有芯片技术传统优势，拥有谷歌、英伟达、甲骨文等一大批智能技术领军企业，在机器人、云计算、无人自主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是美国军方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在俄乌冲突中，Primer AI公司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了俄作战意图重要情报，BlackSky等遥感技术公司提供了俄军大兵团进攻车队的精确方位，SpaceX的“星链”技术有效支撑了乌军战场通联，这些使美国军方实实在在看到了硅谷科技公司在未来智能化战场上的潜在作用，促使军方以更大决心拥抱硅谷。

　　美国防部向硅谷靠拢的做法也得到越来越多国会议员的支持。2022年9月，美众议院议员罗伯·威特曼公开刊文呼吁，国会应加大力度支持国防部加强与硅谷合作，将硅谷打造成21世纪的“国防谷”。

“国防谷”新联盟

　　为修复与硅谷的合作关系，过去10年美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优化举措，寻求建立新的“国防部-硅谷”联盟。

　　一是设立DIU等专职机构，加强与硅谷互动与沟通。2015年8月，DIU首个分支机构入驻硅谷。DIU的核心职能有两项：一是作为国防部的“触角”，感知和识别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和商用成熟技术，将其推介给各军种，从而在科技公司与军种之间架设合作桥梁，加快高新技术从实验室和商业市场走向战场；二是通过与高科技公司，特别是处于传统国防创新生态系统以外的小型和初创公司接触，吸引更多科技公司参与国防科技创新，壮大国防工业基础。

　　从实际效果看，DIU对于激活硅谷科技公司参与国防创新的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组建以来，DIU向五角大楼推介了数百家初创公司，经DIU资助的科技公司从美军各军种获得了价值50亿美元的合同。基于DIU前期运行经验，美国防部于2022年12月成立了战略资本办公室（OSC）。OSC的核心职能是评估国防关键技术领域投资整体态势，识别缺少资金支持的关键技术领域，通过提供贷款、担保等金融工具吸引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防关键技术领域。

　　此外，美军方还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创新网络、快速创新基金、国家安全和创新资本倡议以及各军种研究实验室创新机构（AFWERX），加强与地方科技公司、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科研院所的接触与合作。

　　二是成立国防创新委员会，发挥地方领军型科技人才资源的智库作用。2016年3月，美国防部成立国防创新委员会，负责就国防创新人才与文化、技术与能力、实践与作战等方面向国防部提供独立咨询和建议。该委员会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担任主席，成员包括10多名科技公司高管、知名风险投资人和大学教授等。在施密特的领导下，国防创新委员会定期赴国防部下属机构、作战司令部和军种部队进行调研，寻找制约国防科技创新与应用的难点堵点，并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三是持续简化国防竞争和采购流程，为非传统防务承包商参与国防创新提供便利。美国防采办系统的庞大、复杂限制了小型和初创公司参与其中，导致国防创新生态系统不断萎缩。例如，受制于美国防部烦琐的“规划、方案、预算和执行流程”（PPBE），防务承包商通常需要2年时间才能获得一个合同，许多初创公司等不起也熬不过。2016以来，美国防部在国会支持下持续推进国防采办改革，更新《国防采办系统》等纲领性采办政策文件，针对不同采购项目建立多样化采办路径，在传统采购流程之外开设新的快速采购通道，设法使采购流程更便捷。

　　近年来，美国防部和各军种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交易授权”（OTA）合同，以绕开《联邦采购条例》的条条框框，建立国防采办快捷通道。目前，DIU为“其他交易授权”合同开发了“商业解决方案开放”（CSO）流程，以便国防部快速评估、筛选和推进高价值、高潜力项目。在新流程下，科技公司只需提交5页以内书面概要或15张以内幻灯就可参加竞标，DIU和国防部所属机构必须在收到方案30天内予以回复。通过新流程评估的公司可在2至3个月内获得原型研发合同，大大简化采办流程。

新军工利益集团

　　在国防部助攻，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硅谷科技公司开始认同与军方的合作，甚至将支持美军视为新的政治正确。

　　2023年10月，硅谷防务集团（SVDG）所属60多家高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联名致信美国国会，呼吁《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继续支持国防创新活动，督促国防部更加有效地利用非传统防务承包商参与军方项目。总体而言，硅谷正从三个方面服务于美军转型升级。

　　其一是协助军方制定相关政策与战略文件，强化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指引。

　　自2016年成立以来，美国防创新委员会在硅谷等科创中心配合下，协助军方出台了《国防科技战略2023》，明确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制定并定期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确定国防科技投资的重点技术领域和发展方向；撰写《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的风险与机遇》《调整激励机制推动技术更快采用》《优化与盟友伙伴的创新合作》等系列技术报告，就关键技术领域创新机遇、持续改革国防采办系统、加强与同盟协同创新等方面提出专家建议。

　　其二是助力美国防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夯实智能化转型基础。

　　从2019年起，美国防部一直寻求对国防部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吸引了谷歌、甲骨文等一大批硅谷科技公司参与竞标。2022年12月，美国防部宣布授予亚马逊、谷歌、微软、甲骨文四家公司联合开发“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为国防部提供涵盖所有安全领域的全球云服务，使美军海外战场与后方总部连为一体。2024年11月，硅谷防务科技新锐Palantir公司宣布将与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Anthropic公司合作，为美情报界和国防机构提供Claude 3和3.5系列大语言模型访问权限，加快实现大语言模型的军事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硅谷科技公司加持下，近年来美国防部信息基础设施改造取得明显进展。

　　其三是参与研发无人自主系统，促进美军加快形成无人化智能化作战能力。

　　目前，硅谷科技公司正与军方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军用无人自主技术的研发主力。例如，Palantir公司主攻数据融合、态势研判和辅助决策业务，目前已初步具备使用AI快速分析战场态势、生成行动方案并提交作战计划的技术能力，未来可能彻底颠覆美军作战方式；Shield AI公司擅长研发空中无人驾驶系统，2022年12月成功试飞了无人版F-16战机，该公司目前是美国空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技术开发的重要合作伙伴；Anduril公司是无人机技术的领跑者，其开发的Hive自主无人机已具备小型蜂群作战任务。此外，硅谷科技公司还广泛参与认知电子战、预测性装备养护、反无人机技术、无人水下自主系统等项目，助推美军加快向智能化军队转型。

　　随着美国防部与硅谷重新结盟，美国内可能形成新的军工利益集团。为维持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新的军工利益集团可能与美国内传统大型军火商合流，进而发展成“五角大楼-军工企业-国会”联合体，通过夸大竞争对手的威胁而持续增加国防投入，进一步助推美国的战争狂热，推高大国冲突的风险。

　　（陈航辉系陆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张泽正系陆军指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