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爆发争吵

文/赵晨 刘念

编辑/吴美娜

　　特朗普重返白宫不足百日，美欧之间不仅重现了关税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军费分摊、是否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特朗普1.0时代”的“老问题”，还增加了争夺定义西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话语权的“新矛盾”。

　　今年2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抨击欧洲民主、移民等问题的一系列言论令许多与会者震惊，他称欧洲的“最大威胁来自欧洲内部”，公开质疑当前欧洲价值观是否值得美国捍卫。此番言论随后遭到欧洲各国政要谴责。一些与会者认为，美国政府更迭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美欧关系的破裂，跨大西洋鸿沟正在加深，美欧双方在社会价值观和民主本质上的更深层次分歧严重。

　　乌克兰危机成了美欧裂痕的放大器。美俄直接谈判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使欧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被进一步边缘化。这场西方“内战”，令二战后美欧共同倡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显飘摇之态。

　　“我们看到西方已逐步开始丧失集体性，西方集体的破碎已经开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3日说。《纽约时报》巴黎分社社长、专栏作家罗杰·科恩更是直言，“特朗普在拥抱俄罗斯以及抛弃传统盟友的路上会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但‘西方’可能已经消失了。”

跨大西洋关系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国家“顺从”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机制，加入以北约为核心的军事联盟，成为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欧洲一翼。

　　由于美国号称实行“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自诩为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守护者”，充当欧洲和亚洲不可或缺的“平衡者”，因此冷战结束后，欧洲依然愿意接受一个“自律”的美国所塑造的“单极世界”，或者说愿意接受“美利坚帝国”的保护。

　　然而，随着欧洲经济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复苏和快速增长，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进，21世纪初，欧洲联盟（欧盟）已发展为与美国比肩的全球顶尖经济体，甚至在某些时期，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使欧洲在经济领域拥有了与美国“叫板”的资本。

　　欧盟将自身定义为“市场性力量”和“贸易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强调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宣扬美欧共享价值观基础上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得跨大西洋关系呈现为三重复合体：欧洲在安全上倚仗美国，在经济上力求与美对等，同时通过北约、七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绑定”并“规训”美国。

　　但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两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反映出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已偏离“自由主义”主基调，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为主张的民粹主义渐成主流。尽管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也同样经历了民粹主义思潮冲击，内部民粹政党冉冉升起，但主流建制派政党仍可勉强掌控政府。

　　从理念到实践，美国发生的诸多变化不仅加剧了欧洲在贸易、外交等领域的担忧，还加深了欧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和信任危机，尤其是价值观领域的差异日益凸显。欧洲主流政党及美国民主党在社会议题、移民问题、宗教问题的“左倾政策”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眼中钉”，激发其上台后对欧洲的愤怒和不屑。

　　今年2月14日万斯在慕安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让在场欧洲高官面面相觑，沉默不语。他还拒绝与东道主德国总理朔尔茨会面，反而在演讲结束后与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闭门密谈，凸显美国新一代执政团体对欧盟和主要欧洲大国的蔑视与敌意。

　　万斯的讲话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也多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支持魏德尔和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党首法拉奇。

　　欧盟和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对于美国将重启“特朗普1.0时代”破坏自由贸易和国际秩序的举措，对欧洲的钢铝等产品征收关税，退出多项国际组织和条约，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等等可能有所预判。但他们似乎并未料到，美国会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角度“教育”欧洲何为“政治正确”。

美国的变化是主因

　　曾经共同作为西方代言人的美欧双方，为何会从“密友”变为“路人”？美国自身实力下降和战略重点转移，是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科技优势的相对丧失，令民主和共和两党均出现战略焦虑，保障欧洲安全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和“自由国际秩序”渐渐变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这一变化自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便已显现。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就曾称欧盟是美国的“敌手”，声称欧盟不能每年享受着151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却让美国人花钱保卫欧洲的安全。开启第二届总统任期后，他更将边界安全（主要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安全）和太平洋地区行动等视为优先事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再继续“专注于欧洲的安全”。他还指示五角大楼制定方案，2026财年要削减500亿美元国防开支，接下来5年内每年削减8%的国防预算。美国从欧洲抽身的意愿表露无遗。

　　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极化的国内政治因素对美欧关系产生了外溢扩散影响。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转向，既源于个人“私怨”，亦出于政治“私心”与现实“私利”考量。作为一名政治素人初入白宫后，特朗普便成功利用美国民众对自由派民主党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对移民优待、犯罪宽容、性别认同自由化、激进的种族平等诉求和贸易自由化等符合所谓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议题的反感，重塑美国原本主流的共和党，使其转变为反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强烈反建制的另类政党。

　　美国两党政治纷争多样。2021年特朗普下台后，民主党主导的司法机构对其提起四次刑事诉讼，险些将其送进监狱，特朗普将欧洲主流政党视为美国民主党的“帮凶”，对欧盟及德、法、英等国“自由派”领导人几无好感，反而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身上找到了诸多共鸣，后者长期受到欧盟排挤，奉行民族保守主义，与特朗普推崇的反建制政治路线高度契合。

2024年7月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会谈结束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从特朗普的亲密“战友”万斯和马斯克的言行来看，特朗普显然期待更多反建制派领导人在欧洲政坛“复制”自己的“成功”，削弱欧盟内主流自由派的统治地位。

　　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自己是总统，“俄乌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他将俄乌冲突归因于拜登，并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8日的“白宫争吵”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一起经历了”拜登设计的“虚假的政治迫害”，即“通俄门”。

　　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班子对其“忠诚度”很高，秉承其意志采取“越顶外交”策略，绕过欧洲盟友，直接与俄罗斯谈判，抛弃了拜登政府与欧洲的“协调一致”模式，使欧洲在乌克兰停火及战后重建问题上几乎丧失了话语权。

　　但欧洲方面依然坚持固有立场，选择站在乌克兰一边，认为乌克兰的失败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如果乌克兰无法继续坚持作战，欧盟的东翼将不得不直面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为美国完全撤离欧洲做准备。据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分析，若缺少美国支持，欧洲需额外增加30万军队，并在短期内每年增加至少25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远超当前大多数成员国约2%的国防预算。

　　3月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布一项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建议暂停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上限的规定、提议欧洲投资银行修改借贷条例，以促进对军工项目的投资。冯德莱恩3月11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放弃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幻想。“幻想时代已经结束，欧洲需要为自己的国防承担起更多责任。”

“欧洲觉醒”加速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出发点，欧洲更像是可操纵、施压甚至榨取直接利益的对象，美国的要求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压力。

　　例如，特朗普要求欧洲增加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对欧征收高额关税；北约欧洲成员国需将国防开支从GDP的2%提高至5%，这意味着它们必须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在俄乌冲突的和平谈判中，欧洲方面被美国冷落在一旁，却被迫承担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责任。

　　特朗普声称的与普京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使得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处境愈加复杂。在其和平计划中，欧洲和乌克兰的利益是与俄达成重大交易的筹码。然而，乌克兰问题错综复杂，欧洲和乌克兰均不会任由美俄随意摆布，停火谈判也难以一蹴而就。有一点需要注意，美俄关系深层次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特朗普政府当前与俄罗斯方面的“热络”，难以说明美俄关系本质层面的变化。这也使得有关局势更趋复杂。

　　如果说“特朗普1.0”时期，欧洲国家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他的激进言辞和政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欧美关系的结构，那么在“特朗普2.0”时期，欧洲已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并非短期的偏差，而是美国战略转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欧洲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安全格局中角色转变的开始，预计欧洲将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依赖，扩大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减轻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带给欧洲的经济压力。同时，欧洲将积极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问题，其关注重点是如何提升自身能力，确保在北约“休眠”时能够采取有效行动。

　　（赵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刘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截稿时间为2025年3月14日1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