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好”在哪里？
虽然25年还不算很久远，但《花样年华》是一部世界电影经典，恐怕没有太多疑问。在2019年英国《卫报》评选的“21世纪电影百佳”中，《花样年华》名列第五，排在哈内克的《隐藏摄像机》之前，也在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之前。2022年《视与听》评选的“电影史百佳”，《花样年华》依然名列第五，后面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无论这份名单是否符合所有人的期待，至少，《花样年华》已经被“经典化”了，否则不会有今日重映的资格，而且动静着实不小。
不过，有一个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简单地将“经典”等同于“好”的话，那么《花样年华》到底“好”在哪里？事实上，王家卫电影语言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营造一种暧昧不明的情绪意识流，更不是为了炫耀一种格调、品位或者美学，而是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也是所有容易被简单化地概述为“形式主义”的优秀艺术家所共有的品质，相比之下，那种只模仿情调的冒牌货是一目了然的。
这里的“历史”不是指“历史主义”，而是指一种时光的结晶。这种结晶就是一种历史的形成，也是好电影引发我们沉思、联想、记忆的原因。用“历史”这个词，是因为它处理的总是社会焦虑与关怀。电影是一种身体的经验，无论怎样声称“真实”，一旦拍成电影，它就已经是“历史”，是多种感官的记忆了。正像片中用字幕提示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普鲁斯特100多年前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就已经用“马德莱娜点心”的故事告诉我们，记忆更接近气味或味道，食物所引发的记忆会触发视觉、听觉的感知。
所以我们看到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用食物来结构整部影片，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花样年华》的创意启示来自王家卫“三个食物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即“电饭锅”（另外两个分别是方便面和便利店）。电饭锅的发明引发了厨房的革命，让人们（主要是女性）有了更多的闲暇，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情事”。最近登陆院线的新剪辑版本中加入了“便利店”情节，虽然是最初的创意，但便利店故事本身有其完整的逻辑，这新加入的部分似乎使得影片“情事”的比重加大了，导演的意图可能是为了回应今天的年轻观众。就像他在回答AI提问（身份设定为25岁的青年女性）中讲的，他认为苏丽珍应该有一个更加自由、开阔的选择。
------★上海菜★------
旧上海的腔调
不同的食物关联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上海菜、香港本土小吃和南洋菜。
像周慕云、苏丽珍这般体面齐整的人物为何要租住一间非常狭小的公寓？当然因为他们都是“南渡”的儿女。1950年，大批上海人涌入香港，可能在历史书上这不过是寥寥几笔的记载，但对于经历者个体来说就是“大江大河”。开始的时候，没人想到要在香港待下去，过不久就能回上海。实际上，他们是嫌弃香港的。这种傲气实际上来自于开埠以来上海与外部世界经济秩序的接轨，让彼时的上海人总要寻求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出海口”。所以，彼时上海人到了香港之后也扎堆、也抱团，难以融入到香港本地人当中，他们聚居的地方在香港的北角。
有钱人，比如《花样年华》中的孙太太是有实力的，但她在维持旧时体面和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得招租房客（孙太太的扮演者潘迪华本人就是一个旧上海的符号）。电影开头她第一句话就统觉了上海人的味觉：“今朝烤子鱼蛮好。”这是老上海讲究的吃食，子鱼，带籽的凤尾鱼是也，只有产卵期的时间内这种鱼才能称之为“子鱼”。在孙太太的公寓里面，厨房这个空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半敞开的空间统管了整个公寓的味蕾，也就统一了上海文化认同，同时它还是情报站、瞭望哨、监督岗，是从旧上海延伸过来的权力秩序。所以，当孙太太发现苏丽珍有出轨的苗头后，认为自己有权力“旁敲侧击”，讲几句不中听的话。
厨房里的王妈显然是从上海跟着孙太太过来的，是她的家厨。这个家厨很有话语权，有权力留客吃饭，必然烧得一手好上海菜。对了，演王妈的演员钱似莺是中国第一代的武打片演员，出演她丈夫洪济导演的片子，而她的孙子叫洪金宝。王妈烧的蹄膀汤——并不是现在的“黄豆炖猪手”，而是非常老上海的做法，讲究原汁原味，一个大蹄膀要烧得入口即化，汤里满满的胶原蛋白，辅以桂圆红枣，非常养颜。张爱玲说，香港女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是粉蒸肉——粉蒸肉指的是美白如瓠而体态匀称，当然这是经济富足的表征。不得不说，张曼玉是演这个角色的天选之人。但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旧上海的腔调也是捉襟见肘的，是带有压抑感的。
“花样年华”这四个字虽然被赋予了爱情的情调，但可能很少有人去考古一下陈歌辛创作、周璇演唱的《花样的年华》的歌词及背景。这首歌是1947年电影《长相思》的插曲，影片拍的是抗战时的上海，所以才“惨雾愁云”。
香港小说家、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刘以鬯在小说中写了很多这样的上海人（电影就来自他的小说《对倒》，作家自己也是上海人，他刚到香港时以为自己只会住上几个星期，某种程度上说，他算是周慕云的原型之一），在香港的空间里，他们还暂时维持着生活在大上海的幻象。电影开头已经是1961年，苏丽珍应该是在香港受的教育，所以能说一口粤语。但即便如此，她的周围环境还是上海人的，租上海人的房子，在上海人开的公司上班——她所在的船运公司老板显然是上海人派头。扮演她老板的演员雷震是老上海，他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滩风云人物顾竹轩。换句话说，苏丽珍在一个维持旧上海幻象的秩序里，但实际生活所处的这个空间，与上海无关。香港，一直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商业城市，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还没有腾飞，但穷小子出身的青年李嘉诚已经在香港北角布局房地产了，他是潮汕人，务实、吃苦、具有平民底色，这或许才是香港的现实层面。
-----★香港小吃★-----
市民空间的热辣
当我们在赞美“旗袍张曼玉”优雅的时候，其实导演本来意图是想让她有些市井气息。这些旗袍过于紧身，本来不符合“优雅”（《花样年华》的艺术指导张叔平阐述过设计意图，潘迪华的穿着才是“优雅”的示范，一般人去模仿张曼玉的穿着其实会适得其反）。苏丽珍的文化认同更贴近香港，她晚上提着绿色保温瓶去买小吃，是对厨房空间的逃离，同时也游进了香港的市井街巷，在这个空间才能展开与周慕云的“对倒”（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刘以鬯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小说引王家卫拍摄了《花样年华》。此处可理解为“擦肩而过的交汇”）。保温桶里不是上海人的菜肉馄饨，而是香港云吞面，但这云吞又和广东的不太一样，大多是虾肉馅的。可能观者会有一个问题，这一路用保温桶拎回家，面不会坨么？香港的吃法通常是先滴上猪油，再撒韭黄，再浇清汤，面铺在云吞的上层，这样短时间不会坨，面反而会因此吸足汁水。
苏丽珍被堵在周慕云房间那场戏，他们吃的糯米鸡也是香港的地道小吃，用糯米裹上鸡块，再用荷叶包上蒸好，米香、肉香、荷叶香互相渗透，形成一种复合的香气。我们能在镜头里看到他们吃糯米鸡，在这个封闭狭窄的空间里，吃这样一种寻常的地方小吃竟出现了一种“偷吃感”——外面打牌的人久久不散。这种情境，与其说是压抑，不如说是增加了“偷”的兴奋感，也属于市民空间的重要层面。
在冷战的历史空间里，这个市民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热辣。或许，我们不必将这部电影解读为爱情的惘然，可能正相反，它反而为一段货真价实的爱情盖了章，“对倒”与其说是“破案”，倒不如说是“情探”，市民空间因此绽放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武侠小说也是冷战时期市民空间孕育的产物，电影中的男孩名叫庸生，让人联想到金庸和梁羽生。
------★南洋西餐★------
国际时局的动荡
周慕云后来去新加坡《星洲日报》做编辑。这份报纸是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华文媒体，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多个分部，郁达夫曾经做过报纸的副刊主编。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不难发现这份报纸对国际政治局势相当敏感。1965年，新加坡才建国，首要考虑就是承接因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带来的产业线转移，进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们今天去看《星洲日报》1966年元旦李光耀的献词，依然会为他的眼界、格局点赞。
周慕云第一次请苏丽珍吃饭，我们看到他拿起一张菜单，封面赫然写着“新广南餐室”，封面背景是绿色的椰风海韵，这很“南洋”。新广南餐室是老牌餐厅，以海南鸡饭和各种咖喱饭著称，但实际上电影这个桥段是在金雀餐厅拍的，这个餐厅的牛排很有名气。说到牛排，我们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福建、广东的西餐店其实就是南洋的西餐店，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南洋盛产各种香料，会融合进西餐，当然这种融合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结果之一。不过，我们看到苏丽珍挑战了法式第戎黄芥末酱配牛排。这种芥末的特点是入口细腻，同时很冲，但她很倔强地坚持吃完了。
在这部影片中，“南洋”不仅是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它更关涉到世界地缘政治话题。这部电影中的历史时空并不宁静，周慕云去新加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动荡中，这个小国家表现出来的稳定性。这对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当时金庸也去新加坡“避居”，《笑傲江湖》就是在那期间写出来的。
也是在这一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柬埔寨，宣告了法国9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并认为美国应该从越南撤军。就此，除了隐性话语的“第二世界”（片中多有提及的日本），“第一世界”也被纳入了影片的叙事网络。“南洋”包括香港自己，当然在这里是属于“第三世界”的，而第一、二、三世界的用法恰恰是相应于那段历史的。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古巴歌手奥斯瓦尔多·法莱创作的《Quizas，Quizas，Quizas》（《也许，也许，也许》，片中使用的是美国黑人爵士歌手纳京高的版本）和整部影片毫无违和感，因为这也是“第三世界”的声音。这段纪录片的插入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但它也并非隐喻，优秀的艺术家反而要去克服隐喻的欲望。他们要做的是用摄影机去“描写”，好的描写能让观众有更为深入的对“时光”的觉知，戴高乐的纪录片不正透露了全球动荡的开始吗？（北京青年报 黑择明）
